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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酷博客

:::在哪里:::

诚实生活


stoopy @ 2011-08-24 20:16

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命运:平成二十三年的新民主主义论


省科技图书馆逢周六举办一些开放性的公众探讨会,在七月初有一位叫王占阳的,做了个名为《从建党到建国:新民主主义走向新社会主义》的主题演讲,本来对他说的内容是有点期待的,由于个人时间安排上的原因我没能参与现场的聆听,不过事后自己还是做了学习功课。此外我阅读到一本《中国改革》(七月份)期刊,居然在一期连续发表两篇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有关的文章,似乎一些专家学者是要玩“民国穿越”。邓小平曾坦言自己实际上是没有理论,我没有苟同“新民主主义控”们的观点,所以接下来自己更乐意用一种非结构性评判的感性的笔触,谈谈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今社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指导性意义的思考。


我们的事业没有想象力

早期的中共文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从开天辟地的红船事件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最低纲领”、“最高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等文字,看到一个不但对所处的现状阶段拥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是积极向上的、不忘记肩负在自己身上历史使命的大好形象。可能是“保持 N 年不变”桎梏的沉重,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步伐的艰辛,当然也有可能是团队的理论创新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现在的文件报告里看到的是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诸如此类的,貌似“活在当下”,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没有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能做出预测分析的套话文章。

在很多时候,我们对现状的认识,是需要依靠历史经验的,然而对未来普遍的缺乏信心,搞不清楚下一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更高目标,同样的影响我们对客观现状的分析和判断。对人生来说,是一场悲观的、没有愿景的和缺少想象力的迷失;对一个团体来说,绝对要成为一个信仰上的问题。自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来,各届政府面对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和社会民生等问题,没有什么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和战略性的举措,就拿教育、医疗和社保的改革来说吧,当初政府大概是庆幸抛开了包袱,而现在需要花更大的力气逐一的弥补回来。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变,需要做的仅仅是些政策性的引导工作,但是中共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任何目光短浅式的“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包括功利性和投机性的行为,都不利于长期的执政。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首相岸介信在上台时确定“十年收入倍增计划”,遗憾的是我们的奔于疲命的温总理,任内年年紧盯房地产行业,却一直来在数据方面难以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然而在任期的最后两年时间里,他要“基本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两项制度全覆盖”。在这里不是质疑政府的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事项上,只有一时的眼球效应,缺少具体的量化标准和政策的持续推进,整个社会难免的始终处在于事事艰巨、次次严峻和时时变幻的紧张状态,公众普遍的缺乏安全感。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光辉灿烂的一九三九年,翻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23页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章,其实不需要具有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专家出来辩析,普通的读者从共十六个小节标题,结合当今中国的现状很容易的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两个不同的时代除了在经济形态上是“混合型”的之外,在其它的诸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取得的胜利是非凡的,找到一条独特的成功的发展思路,也许成果的光芒过于耀眼,即使是经过“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包括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之流,曾经回头瞅瞅寻找答案,思想固守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由此毛泽东曾发出“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的追问。

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看不到前景会犯上搞不清自己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毛病;面对一塌糊涂的现状,有些人习惯于依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一句话来形象地表达是:无力前瞻唯有后顾。可以说一些专家学者,缺少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专业态度,而是他们对伟大事业没有热情,干枯的想象力无法对他们所阐述的那个世界做出美好的描绘。

相对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在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和经济形式上是相对宽容,但是在主线斗争上仍然是投匕首扔标枪式的血迹斑驳的历史记忆;今天的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翻开报纸入目是“和谐”、“幸福”和“折腾”之类中性的、不痛不痒的字眼,所以大有必要对主流理论工作者充满“想象力”的大智慧表示佩服,据说他们现在已经成功地把阶级说成是阶层,一党专政解释成是“非竞争性政党政治”,为人民服务是执政为公,市场经济也贴上“社会主义”标签,而邓小平特色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延续。相同或近似或形似神非的事实,用一种令人如淋春风的方式来表达,这是理论上的水平和层次问题啊,当您念叨起“和谐社会”四个字,而心里又摆脱“泛民国化”的罪恶感,那么它就算是成功了。


谁是我们的大佬?这是一个首要问题

对新民主主义论回归者来说,经济形态仅仅是剖析现状的切入点,要在声势上要形成气候,势必需要让现存的文化、政治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甚至是链性裂变的深刻变化。虽然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里,对文化、经济、政治有大量的描述,不过毕竟是一项大工程,简单的形式上回归是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未,中共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在文字行间赫然有“先进性生产力,先进性文化”,但是什么样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什么样的文化是先进的文化,恐怕谁也无法说出个子卯定寅丑,以至于让人恶俗成“大款 + 明星 + 贪官”模式。主流思想在细节问题上晦涩的缺失和与实际相联系上的困窘,让新“新民主主义论”只能局限在大方向上、原则上简单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理论创新上可以说是令人遗憾的。

回归者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乾坤挪移之法,固然值得期待,然而真正的要涉及到的核心,只有那么的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接下来我打算从两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1. 建政的历史沿革

老实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和宪政理论方面的经验,无论是在革命时代或者是当前的执政时期,是没有一个中国政党能与之争一时之长短的。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53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在这个长达十五年的时间跨度里,中共无论是在具体的政权形式,还是政权理论方面均获得成功:根据地“三三制”架构团结了各种地方势力,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没有成立联合政府,不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其它的各大政党和人民团体;建国初期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无法召开全国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承担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角色;人大能取代政协成为权力机构,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代表性跨越党派,具有全民的广泛性质。

中国是出现过一个超越阶级和阶层,由各团体共同参政、同享权力的美妙时代,不过我们注意到中共把这一时期的政权形式看成是统一战线上的政治规定,公共管理职能“还政于民”,中共可以集中精力于军事。周恩来认为“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这对新“新民主主义论”支持者来说,不啻是在政治体制的回归上加了个历史局限,而且在当今的形势上来看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在今年七月份的中共表示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可想而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不会有什么大的原则上的变化。同样的中国的现实,也不适合走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即使搞了议会制度,三十年来卖袜子的钱无法打造出一个高福利社会形态。

不仅仅是只有新民主主义论回归者,抱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过短,提出要“补课”一说之类的。在这里笔者建议阅读罗莎·卢森堡写《论俄国革命》一书,虽然作者本人对俄国革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但是对十月革命起义的时机是作积极的正面的评述。


2. 政党与政府

近期听过孔庆东在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庆祝之际的《生生死死九十年》讲话,里面戏谑各地方部门,包括各级的人民政府几乎形成一种新式的经济割据;在网络上有人把“政府官员们的普通腐败”,归因成党政分开后的恶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行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然而在文革搞得不正是“抛开党委闹革命”嘛,这多少有点滑稽搞笑。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可以阅读习近平副主席在党校的一段讲话:党委对政权机关的领导从包揽一切向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转变,党委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来实施领导;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党的全部执政活动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都严格接受监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等。洋洋洒洒的一大段话,估计新民主主义论回归者在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立场上,恐怕只能是在原则上强调“向人民负责与向党负责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指引的话,恐怕又要闹“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笑话。

自从重庆方面搞“唱红歌”和“打黑”运动以来,一直饱受部分人的诋誉,对前者被视为“文革余毒肆虐”,后者视为“法治社会的倒退”。在我的记忆中,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唱红歌是在1993年,当时为了策应台海的紧张形势,我解放军第一次向世人显示台湾南北海域完全在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今年五月沸沸扬扬的“李庄一案”,公诉方鉴于出现新的证据差异而主动撤诉,案子也就算是结束。有点意思的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在一个刺杀林肯的案件中,法庭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处死一名妇女,而随后令人激奋的是,陪审团放过真正的谋杀犯。看到这个案例时,真不知道那两位强调程序正义的辩护律师会作何感想,事实上精英人物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不但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对民众的诸求是漠然视之――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用李庄的那条短信来说大概是“钱多人傻速来”。

我们依靠完善的制度这一“长缨在手”,除了缚住中国共产党这条苍龙之处,还要伏下政府公权这头猛虎。翻开毛泽东在1928年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可以看出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发展的不平衡,是包括红军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势力生存的温床。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是过于膨胀的,本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下,行政部门与其它两个体系一样是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中的一环,然而却不幸的普遍出现权力行政化的趋势。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颁布《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事实上我们从大量的维稳案件,对行政法是否得到落实是值得商榷的。

在新旧民主主义时期,各式人物有枪就有一切,自己就成一个山头;现在一些地方人民政府怎么就成了漠视中央政策和违犯法律法规的“罪魁祸首”了呢?“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的问题,而不是敬重或尊重的问题”,这句话已经说得很白了,在晋升博弈和地方财政压力之下,下级政府的种种行为的逻辑不就是围绕如何提高GDP这个经济指标在转吗?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要招商引资鼓励各样的经济活动,在“信口开河”谈优惠政策时忘记有一本《立法法》,在大兴土木搞基础建设忘记有一本《土地法》,在搞野蛮的征地、拆迁时又忘记有《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


结束语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会议,众所周知的发表有一篇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文章,而在修改的新党章里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为“建立联邦共和国而奋斗”。无独有偶的是在63年之后,有人凑出一份《XX宪章》,里面也宣称要建立一个中华联邦。坚持单一制的国家制度,这是无须质疑的了,所以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巧合,就当是一个笑话吧。

平成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11年,新民主主义论不靠谱。

 




 
stoopy @ 2011-05-31 00:46



恰同僚中年:何水人敢当?


小洲,小洲,
见过五山华师美术学院的宣传帖,
引起了我的遐想,
以为是江浙一带风格独特的田园村庄,
不知道其实它就在身边,从大学城枢纽站下车,直走三、四个站过桥便是。


夏花落完果子绿油油,
加上练日当空,
五月不是一个好的季节啊。
夫、妻、旧同僚一路迤逦,
落脚于一农家小饭馆,
与何水君蹭出珠江牌啤酒拌虎皮尖椒的一饭之缘。


小说里许云峰不肯在记者的相机下伸出右手,
然而时过境迁,凭借云里雾里的庐山之恋,电影界玩起二次握手。
经上均是文坛的芝蔴旧事,想表达的是
左派是有可钦敬的人,右派亦不乏有值得佩服的家伙。
筷子面前人人平等,
一样的是屁民所以不必把自己的太当一回事。


老胡说何水是一诗人,
百度一查,然也。
老胡点出何水经历八八六十四难,
民运民运,顿时惊起一泡啤酒尿,


马列院长励之,党总紫阳,西化之流悉数雨打风吹去。
料想当年的何水,想必不是党内一分子,
单纯的一学生,高呼“毛有子上前线,周无子拼命干,赵有子。。。。。”
到了落暮之年,算是彻底的沦为那一类的民主卫士。
一代人不应该评论另一代人的事,
毕竟每一个时代会有它的局限性,幸运的是每一代人中有在默默努力的人。
郁闷的是
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民运,
都喜欢将单纯者们的行为,
演绎成自己为国为民、一呼百应的神话,
事实上喊“反官倒”的,与喊“我们这些人老了,无所谓了;同学们哪,你们还年轻”的人诉求是不一样的。
单纯者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在扯断与体制的思想上的脐带之后,
最终只能是踯躅于自由女神的油灯下,别无它途。


年轻时对毛思一知半解,
可以理解为一种逆反心理,
中年时纯粹是为批判而批判。
对乎?错乎?
其实无谓对错,
这是改开之后数代人的悲剧,
活在一个思想混乱、体制变幻时代,
湿鞋岂独何水一人。
思想上失于严谨,行为上谬于固执,
这些不可怕,
怕的是缺乏一个反省的心。


席间何水泡起茉莉,
举了一个艺校学生在人民公园的游行例子。
大凡有过八九体验的人,
是有点过高的估计街头革命之类的,
而且也相信这一种力量,
的确从九十年代以来街头政治的结局绝大多数是反对派获胜,
这给某一些人打了一支兴奋剂。
五月份的明奇事件,
可以说给左左们带出一个两难的问题,
阶级学说和暴力革命是支持以炸弹作为解决压迫的手段,
然而除了表示同情,左左们不会明确的支持这种方式。
禁菜刀封嘴巴的时代,
是一个很坏的时代,
所以“采取何种斗争的形式”对左左右右来说,同样是一件艰涩的事,
前者“久有凌云志”,就差“重上井岗山”,还算保持克制,
而后者倒有浑水摸鱼之嫌,忘了“坦克轮下无冤魂”的教训。


饭饱之余,大家散坐在小洲码头的石条上,
很快的五人进入“四大自由”的角色。
不愧为南都一系的先辈,
何水一张口是以“普世”的名义云云。
在两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
同样在“普”这个副词上,
令共产党遇到的尴尬不少,
如斯大林的“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托派的“工人无国界”,
甚至是中苏交恶时“老子党”之争。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在民族、地缘和历史等等现实问题上通通的卡壳。


精英们的话题,
往往是从批毛开始的,
从某一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潜意识上做了毛的好学生,
实践“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只是“路线错误了”,知识多倒成他们的累赘。
“大跃进”、“庐山斗彭”、“十年文革”。。。。。,真相是一个有诱惑性的东东。
恰好此时,一飘飞蕠随风散落于江面。
我说可以把它想象为樱花飘零,
倘若何水君一感怀身事,搞不好能把它想象成“六月飞霜”,比窦娥还冤
而老胡这个大“老机”,说不定喷出个经典的“莫须是”。
在左中右的三位老倌眼里,真相不过是如此罢了。
事实上江边飞舞的,以杨生老婆的话来说,不过是一摄棉花而已。


终于谈到了选举,
如果我们五人中选出一人做头头的话,
估计我们百分百的投何水的票,
他的确在众多方面比我(左)、老胡(中)和杨生夫妇优秀,
但是他的那一套思想与我是不一样,
难道要按照“谁当选谁能话事”的游戏规则,
剥夺我的管理权利?
民主是人人均能参与到事务,
并不是让一个只有四年期限的“皇帝”代替我们来管理。
诚然中国十三亿人,不能人人涌进北京人民大会堂,
所以民主局面的开端,是从一个个小范围内团体的自治开始,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处,不就是拥有大量的体制性企事业机构吗?
本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里,群众路线是一个有效的自我修复机制,
只是经过特色处理之后,都变了样。


老胡与何水喜欢议论泛自由主义圈子里的那一帮人,
或褒之或贬之,
我给他们一个文人相轻的定性,
在我认识的人中,大凡总结一个结论:六十年代生人喜欢内斗,
原因大概是他们成长在一个物质与思想贫乏的年代,
一点新艳的玩意都能在他们心理找到共鸣,更可怕的是视之为一个奋斗的方向。
在左左开辟的课堂里,相互攻讳的事件屡见不鲜,
不过今天从两位泛自由主义者的表现来看,
右右们也不是什么圣人啊。


何水君对人性似乎有点儿悲观,
也许右右们的骨子里总是透着几分精英意识吧,
容易看不起别人,
艺术这玩意本来是个人主观意识的集合体,
谁能断定二十年后在小洲村里不能出一位大师级人物?
放不上身段的人,一天是民主来民主去的,
何时为开发区的劳务工们说说话,
珠三角一带的罢工活动,已经有一些左左群体在活跃。
口口声声谈人权谈平等的人,
不要说出清洗之类的话,
据我所知,在日本写出《船中八条》宪政构思的人,
就创造出萨长两藩结盟的奇迹。


我的大学老师中,基本是以八九受处分的党员为主,
可以说体制内外的人基本上是领教过的。
但凡经历过重大变故的人生,
很难再做到平静的,
或狂或狎,
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寄语何水君《报任安书》里的一句:
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
在闒茸之中,
乃欲昂首信眉,
论列是非,
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也许我经常发一些博文,
是讨论时事和政局的,
这给老胡一种错觉,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必定是泛右的一员。
只是他忘了,党内的理论也是分派系的,
我的理论素养基本上是来源于实践性强的毛派,
所以顺口就能扯出几句语录让何水同志压压惊,
却把一直来误将“挂羊卖狗肉”的之流视为正朔的老胡,
以为是且不论文笔如何,观点有自己的特点。


小洲不在羊城八景之列,
在历史上写下名字的,也未必是今天同游中的五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我在某人的心中创造了一个历史,
至少一句“您很漂亮!”,足以一人开心到窒,
归途时同乘一辆车,更是让天地都感到幸运,
有这些回忆就够了。






 
stoopy @ 2011-05-04 21:17

见回之春:二日新选之信马血风录


春节之后以为自己是远离东莞,事实上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不过是从江的这边跑到了江的另一边。
在两个星期前便酝酿要一次东莞之旅,终于在这个周未成行。

一、周六

从广州入东莞一般是走广深高速,另外是有两条分别从增城或原黄埔(萝岗)的城区公交线路。

穗港码头-麻涌车站 3元
麻涌车站-东莞万江总站 5元
东莞万江总站-黄江广场 12元
黄江广场-东莞汽车东站 8元
东莞汽车东站-广州流花车站 33元

细细的算了一下,以前去东莞的时候都是走高速,所以至少花了35元,现在走公交线路虽然是不省时,不过心里都几奇妙下的,象风一样掠过整个东莞的北部,如麻涌、中堂、石美各镇。我见识到大大小小的工业区散落在公路两侧,路上挤满十七八岁的青春男女,这种感觉多熟悉啊。当车子路过同沙天桥的时候,想起雪花啤酒的旧同事,老实说这是一家在我的求职生涯里,唯一没有找到能说上话的人儿的公司,其内部的管理体制和生活氛围之乏味是显而易见的。对胆小鬼们的言行举止,只能表示理解,这才是忠恕之道。

二、周日

常听人说广州市的萝岗是一个山区,之前到科学城和开发区东区面试,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的确是人迹罕至,没有商业区的那一种熙熙攘攘的动人场面。

芳村花园-动物园总站 2元
动物园-天平架总站 2元
天平架总站-萝岗村委 3元
萝岗文体中心西门-穗港码头 2元

其实我来到广州之前,是尚没有设置萝岗新区的,所以之后的N年里在概念上一直是把它当成是由天河、黄埔两区的东部城乡构成。萝岗区的南北差异很大,北部明显是刚从乡镇改头换面的成了省市一级的行政区中心,而南部主要是依托原先已初具规模的三四个不同性质的开发区的人气。听说广州的商业中心要东移至黄埔了,每次到文冲一带看见到处是动员拆迁的条副觉得有点搞笑啊。在我呆过的屈指可数的城市,最欣赏的是广州的包罗万象!




 
stoopy @ 2011-05-04 20:57

南洲和歌:我早听说,这就是武士之道


这些天花了点时间,埋头观看NHK大河剧《龙马传》,随手摘抄几首当年风流人物的诗谒。
 

一、西乡隆盛
 

我若是一滴露水,
将栖息於叶尖。
但,
作为一个男人,
在这苍茫世界中,我已无容身之地。


二、会津藩西乡家的女孩子
 

每次我死去,都会在这个世界重生;
待到来世,我愿是一名坚强的斗士。

我早听说,这就是武士之道。
所以,我义无反顾,踏上那条死亡之路。


三、冈田以藏

 

我为君尽心尽力,却如水泡一般消逝在澄空中。


四、武市瑞山(半平太)

 

一日偸安天下情 羶風吹起既垂傾 北陲独有唱忠義 現見楠公赤坂雄

(注:楠公个人意揣为楠木正秀)

 

评:

1、坂本龙马是日本各阶层人士诚心尊重的知名人物,而中国的袁世凯正好相反,从百日维新到新中国成立几乎是人见人踩;

 

2、早死的龙马是幸运的,西乡完成了维新之岚中最艰涩的最后一步。西乡的结局类似于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我们可以福泽谕吉的《丁丑公论》一文里为英雄找到一些难能可贵的辩护。


 
stoopy @ 2011-05-04 20:48

引:
晚上回老屋逛了下,从一九八六年起在那边儿住,现在拆了搞基建,半边街算是没了。真怀念打架斗殴,偷果摸鱼,堵邻家小妹和炸公共厕所的岁月,流氓是这样炼成的(2011-02-06 21:10:08)

我家侧对面是千年古迹海角亭,无论这座城市怎么变,还能找到当年我睡过的那张木床,我种下的桑榆的方向位置(2011-02-06 21:17:38)

――摘自发给朋友的两条短信


直木京香:印象廉州沙街尾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尤其是在一个拒绝承认财产所有权的国度,所以微末小民的安身立命要诀是认清自己的角色,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是酒鬼的就去酒吧喝上一两杯,是情圣的就乖乖地躺在床上,如果实在是无所寄托的话,可以静心反省,务必使得内心不和谐的戾气沉淀,直至消弥无踪。如果我知道在2010年的春天,“小松”牌推土机在廉州镇沙街尾一带的拆迁工程中摧枯拉朽,轰隆声之间砖飞墙灭,可以轻易的在实物形态上清除多年的生活记忆,那么我会及时的拿起相机拍下童年、青年时期生活的痕迹,可惜的是身在它乡,昔日风物只能成为心灵深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观音巷之那一年阳光灿烂

 

如果说“孟母三迁”是美谈的话,我的一段闪烁着父母们理想、信念和智慧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是一次次的“大蓬车”之旅,一场吉普赛式的闹喜剧。在已故作家路遥的那本《人生》小说里,一个高加林是不幸倒下,而现实生活中千千万万个的高加林成功地站起来――县城郊区的两名菜农男女,从“亦工亦农”的临时工做起,最后成为一个事业单位的职工。屈指一算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入城农民工子弟,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长下的第一代双职工的子女,所以生活上遇到的麻烦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开学时我对父亲与老师在“大户口簿”问题上的措词感到疑惑,另一方面每天清晨睡眼惺松、流口水长鼻涕,挎个书包走在路上,貌似当年报纸上刊登的 “脖子上挂一条锁匙”的问题儿童。

 

从还珠桥沿学宫街东行,第一个路口是沙街尾,第二个路口是一条叫观音巷的小道,这是进城后我家的居住之所。在沙街尾附近的街道,流行过一些古灵精怪的传闻,隔江相望的廉州中学里的那几座亭院,残旧之状足以让人暗暗的发下“三更书生读书,有狐仙暗袖添香”的无限遐思,而处于街尾一隅的廉州二小一直来盛传“花楼闹鬼”事件,更绝的是远在廉南的文昌塔也是一个灵异话题,曾经有同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亲眼目睹到一个骷髅头放置在塔上的第N层第N格。上述事件在我眼里不过是小市民茶谈饭后的开胃小菜,因为我家入住的两间平房,并非传说中的荒野之地,而是在居民区里的鬼屋。据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死于敌机抛下的炸弹,可能由此便成了怨念,然而我们居住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不妥的,终于有一天邻居之间开始唠叨“昨天晚上夜很深了,你家的灯还亮着,出门撒尿的我透窗一望,有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站在你们的床前”。面对一出观音巷“雨人”灵异事件的新动向,父亲的破解方法是在窗口上挂上一个八卦小镜子,有趣的是后来房子卖给丈夫刻墓碑、妻子摆烟摊兼职问花神婆,一家老少致力投身于灵媒事业的家族,并改建成二层小楼,而那一面兢兢业业的宝镜仍悬挂于窗子之上,默默地全心全意为人类服务。

 

关于鬼屋的故事乏善可陈,而发生在我身上的奇怪事情,似乎更多的是有理可推的人为因素,比如一大早我找不到自己的鞋子,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到隔壁家玩累后,脱鞋上了人家的床,最后母亲忘了拎鞋子就把我抱回家;更可恨的是丢失过一只乌龟玩具,据知情人士透露,它在邻家的洗澡盆反扣之下。隔壁家有一对大不了我几岁的姐妹俩,做姐姐的聪明伶俐,而一脸懒洋洋之相的妹妹是一个爱耍赖的玩主,总之活在这一对活宝阴影之下的我,身边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不会发生呢?这家姐姐小名叫“阿水”,邻居和亲人对她的将来是满怀期待的,可惜她和小学课本里聪明的曹冲一样未成年便夭折,记忆中妹妹有一个颇有戏剧性且惊世骇俗的名字――陈世美。邻人常称呼这家的男主人为“五叔”,虽然是一个酗酒之徒,但是和许多热衷于杯中之物的人一样,性格热情开朗,如果有两杯下肚那么话题更是层出不穷。我不明白到底是出了什么大事情,惹上什么大麻烦,使得一个男人天天是酒不离身,慢慢的思量出了个究竟,五叔是学宫街头对面二运公司的搬运工会的职工,干力气活儿的通常是喜欢喝酒。冒味地说一句五叔是个福薄之人,失去大女儿之后跟着是自己因酒丧命,听说有一次在喝酒之后,五叔失态地跑到还珠桥头上又哭又喊又跪又拜,可以说酒精已无可救药地侵蚀此人的健康,最后家里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再接下来的事,我是听大姐说起,那家小妹读完书之后,便处了个男朋友,相信她们现在是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混在观音巷的最初一两个月,似乎是最难捱的,不是没有玩伴,而是挂着个“村下巴”的外号让人排斥,幸好邻居的老人们时常斥责自己家顽劣的孩子,加上那些小家伙对我来自何方也没了兴趣,慢慢地我和身边的孩子一样四处的逛荡玩耍。廉州街江湖从此事多,不错!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说过“人生的最大乐趣是杀光他们的男人,霸占他们的土地,XX他们的妻女”,对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杀人夺地契的可操作性不强,作为报复我把魔爪伸向屋后一个叫阿霞的女孩,在“偷龙换凤”的游戏里,她的笑嘻嘻表情告诉我下流和风流的一线之别是与世俗道德无关的,重要的是视乎双方的心情而定。

 

观音巷东一侧是二轻工业联社的地盘,有一家农副产品加工厂和一座二轻局大院。加工厂在八、九十年代初期,仍时不时的运作过,我们顺手牵羊地拿过甘草、桂皮和八角之类的,吃了让人流鼻血的东西;在我上初中时该厂承包给私人,生产过一种袋装的番薯干。狗在柱子上浇尿,一是认路二是做地盘标识,同样孩子群体之间存在一些隔离保护的色彩,住观音巷的孩子一开始未必就能与二轻局大院的孩子打成一片的。二轻局大院的楼房多且地势开阔,院子里有一幢走廊极长的二层小楼,自东面西的布局造成了房间一天到晚的暴露在太阳的光芒之下,里面的住户肯定是苦不堪言,于是楼下种上了一大片的葡萄来遮光挡阳。我时常地咽着口水,怀着膨胀的食意,恣牙露齿地怒望着一串串高挂在楼顶之上,葡萄树的青皮儿子们。二轻局大院的孩子多是女孩,性格颇为温顺听话,极有可能是我这样的院外野和尚,在不经意之间教会他们玩“客鸡Man”(注:廉州话音,意指捉迷藏)和“屋绊”(注:廉州话音,也叫“二剩”,意指廉州版本的“石头、剪子、布”,不过只有“沙煲、石头”两个手势)。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骆小兵到二轻局宿舍探望奶奶,出于对他手上的那支仿63式玩具步枪的敬意,于是在一大串曲意逢迎的客气话之后,我们便算是结识了。在我印象中,这位小朋友与生俱来的有一种神秘感,从小就有好莱坞黑白影片时代的银幕午夜情郎的潜质,往往是两人还没有来得及热络起来,他人影儿就玩消失。自那天离别之后,当我快忘掉此人之时,他转学到我们班,一脸笑容地和我打过招呼;而当我想对着他光脑门上的几道小伤痕,显然是路边蹩脚的剃头匠的杰作发笑时,他又转学走人了。

 

顺便说一下,在观音巷里住有两户亲戚,一是父亲的阿婆(注:廉州话,意指姑姑),叫龙启顺,夫家姓谭;二是父亲的妹妹,夫家姓王。观音巷与沙街尾相隔五十米左右,巷尾有一小道通沙街尾的大水沟。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龙启顺姑妈的带领下,我光荣地参加设在二街居委会的沙街尾院落,举行的某届“健美儿童”活动,面对蹦蹦跳跳,唱着在幼儿园大中小班里学会的,千篇一律腔调的祖国花朵们,可想而知在一边呆若木鸡的党江人民公社九坡生产大队五队六组(注:在1986年左右,合浦县陆续设乡镇编制,之前是社队体制)的社员儿子,只有拍手掌玩欣赏的份儿。接班人都是在大风大浪中煅炼成长的,在当时没有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大有人在,廉州一小的同学和我一样到了五岁的年龄,在接受一两个月的学前班教育之后,便过度到一年级,拿起纸笔杀伐果断地制造出一桩桩类似“1 + 1 = 11”的数学惊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弟王卫良时常同我玩,有时候他让姑父叫回家,失望的我在街边喃喃地自语“阿良B,又回去了”,有趣的是当年表妹王卫娟尚未出生,而姑妈家的那个叫谭宏建的小儿子正打算结婚。在观音巷的日子,我做过的恶心事有一件,是欺负一个哑巴女孩(注:沙街尾一带有不少心智和肢体有缺陷的小朋友,不知是否是近亲结婚的因素?),她是姑妈朋友的孙女。我们先是叫她打一桶水,然后倒掉将地板弄湿,害她差点滑倒,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扯她的裤子。哑女自然是伤心地哭泣,而装着后悔样子的我们哄说对不起,并誓神辟愿地保证下次不会这样做了。最后来一样积极向上的,在沙街尾、学宫街的周边游荡着一个卖糖果的中年男子,是一个戴着大号墨镜的瞎子,实际上他就卖两样东西:一种类似奶糖的食品和五香花生豆。他的招牌式吆喝是一句“花深洞”,人生中的第一句真人版白话“花生糖”是在就这一两分钱的吃食咀嚼中受到了启蒙。回想下八十年代初的人的确是穷,瞎子似是常遇到什么大炮好事,脸庞挂着大好笑容,而且十分的健谈,完全是一副糖味人生的精神面貌。在往事里能衬托配合当年人们那一身风骨的,有一个湛蓝透彻的大天空,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空气,加上一条不算太脏的西门江水。


东圩街之真武立志传

 

在离开观音巷的租房之后,我家搬进父母的单位宿舍,那边是一个老中青职工聚居,且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两个孩子,称得上是热闹非凡的大杂院。“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里的孩子头有两位,一姓王一姓罗,他们快要上高中,和我们之间的代沟有点儿大。两位“领导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表现并不突出,家长们是咬牙切齿的不满意,前者上学留级,偏偏有一个学业出众,前途如“西方极乐世界”般光明灿烂的妹妹,故而时常遭到其父“十八层地狱”般的讥讽,而后者过早的显露“生意佬痾屎狗不吃”的商人才华,在大院里以五分或一角的价钱公开借阅小人书,其藏书之多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令我等囊中羞涩之辈十分眼红。

对于紧密团结在以“王罗”二人为核心的街头体系,我并不是很关心在意,时常自得其乐地混迹于各个团体,一句话是哪里有好玩的哪儿就有我身影,诸如参与红旗村莲蓬采摘事件,橡胶厂之密室生胶失窃事件,单位车队吸油事件,垃圾山寻宝事件等等。有时候和院子的孩子玩不过瘾,便翻过围墙到城东的苏姓霍姓乡村找同学玩耍。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叫李英敏的革命老前辈,带着他那本《海底的月亮》小说回到故乡合浦,先是一番“忆苦思甜”式的学校演讲,接着请各中小学学生看一出电影《南海风云》,最后拉到一笔钱和一批藏书交付给当地的儿童浏览室,也就是在奎文路中那间关了门的真武宫祠。可以说李英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再立新功,那间设于危房之内的儿童浏览室,在人民电影院、工人文化宫、大戏院,以及粤剧艺训班等文化团体,尚未是一片哀鸿四野之初,它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无疑是一座金字塔。廉州街江湖从此事少,不错!以前嘴上常喷出一句合浦式县骂“Banana”(注:廉州话音,其意思可参考普通话版“他妈的”;“香蕉”英语单词,无论是从方言的发音还是象形角度的想入非非,简直是惟妙惟肖的异曲同工),而今“斩人斩书”找素材之前,习惯先是在脑海遍历一下《东周列国传》、《科学画报》和《大西洋海底来的人》等等。2011年春节逛一下中山公园,里面很久就没有犸留(注:猴子)之类的小动物了,剩下一排的旧铁笼子,而这个地方是一代少年儿童美好回忆的纠结。既然合浦县人民政府把民政局、企业局的旧冶所之地,建成社区商品房来出售,不妨分出点钱来修整下同一条街的文化设施。

 

在城东北河的岁月,是父母事业步入正轨的之时,他们的能力得到发挥。有文化的人,无论是做农民,或工人,或是干部,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人格和处世方式,基本塑造完成,与成年后的我几无二致:对权威们不以为然,与长辈或同辈话不投机,却和小我一两轮的往往是打得火热。N年之后,耿龙花在QQ里对我说“一开始以为您是个内向的人,久了发现并非如此”,而我不过是将当年的真武宫祠里的书页偷偷撕下,小心翼翼地粘在一张“不成魔不成活”街头混子的嘴脸之上。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住在观音巷的父亲妹妹,背着襁褓中的表妹,拉着表弟,还捎带两个西瓜,沿着一路种有高高的马尾松树,原本是沥青路面却因缺乏维护而积起厚厚沙尘的城基东路,向北河路口方向长途跋涉地来到我家。于是乎我家和沙街尾的缘分又来了,大概出于父亲认为的亲人最好是住在一起的想法,父母们酝酿并上演又一起搬家事件。我在仓库楼下的木柴堆里,花足三天时间用利刃剔出一个玩具角勒(注:廉州话,意指陀螺)的雏形,尚未完工就让人拖上三轮车重返沙街尾。

 

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龙启顺姑妈的积极斡旋之下,父母花一万多元向户主叫“苏和雍”之家,购得在康乐街85号的几厢平房。姑妈在交易中,抽水(注:意指佣金)近二千元钱,在当时这算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从父亲与姑妈一生的交往之中,我在心理医学上找到一个典型“斯德哥尔摩”候群案例,有趣的是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姑妈爱与自己的子孙们玩上一两把玩笑,而此次拆迁工程大概算是她老人家“补偿”父亲的一个“黑色幽默”吧,这里姑且不表。

 

记忆中西门江河道是直的,两岸街道也是直的。在我的小学和初中的求学生涯,每天行走于沙路沟、娄行街、菜市街、西华路、康乐街一线,偶尔是头角社、阜民北、阜民南、文蔚坊一线,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两条路线连绵贯通了西门江沿岸的南北两大街道的走向,是廉州传统的居民聚居片区。在这些街道上奔波多年,一个个路口藏有一个个回忆,如:

 

上角社桥头边有一间“一见发财”棺材铺,有几副棺材以45度角斜摆于几条长木凳之上;
在娄行街的近江边一条小巷子陪赖宏昌同学去奶奶家,在骗得一本科学家的故事小画本之后,顺便和另一位马英同学吵吵架,而驳嘴的原因是大路两边我们同走一边;
同样是在娄行街口,偶尔能欣赏到与廉州一代画圣朱嘉辉阿姨齐名的,本土另一位知名人士“555”先生的街头烧烤行为艺术,如果即兴来一首张国荣《暴风一族》或《侧面》之类歌曲,则更加是劲到爆炸;
在纺织局门口,曾经冒失地让黄丽娜同学笑话“是星期六下午去上学的好学生”;
在文具商店里蹭看过《凯旋在子夜》,夺去朱琳姐姐初吻的童川高呼“顺山倒喽”的桥段记忆犹新;
在惠爱桥没有封闭之时,玩下“少林大力金钢脚”漫不经心地多踏了三两下;
在惠爱桥头边巧遇因患病休学中的李焕丽同学,对生命有过一丝蓝色生死恋般的惆怅;
在华侨商店门口,小朋友们一边弹波子,一边欣赏茅台酒、剑南春的纸壳包装;
在菜市街的裁缝摊边上捡过一两分钱的纸币,结果让一个手操绞剪、挥舞大条戒尺的肥婆追歼至下新桥边,料想当年乌江垓下西楚霸王的下场不过如此;
西华街住有姐姐的同学陈卫红,以及我的同学宋月琴和张映红。街头住有一户上了年纪的母女,年迈的母亲晚上睡于寿木棺材之内,而女儿是个自言自语的疯子,在她清醒的时候帮人辗捣芝蔴糖粉;
现在西华街靠近还珠桥头的一幅空地,最初是一个飞发社(注:廉州话,意指理发室),店内铺上五颜六色的瓷砖地板,有三台舒适的、可坐可躺可旋转的椅子,工作人员是三、四位上了年纪、白色工作服打扮的公公婆婆。这座建筑一度成了住宅,一度是工行营业所,最后在拓宽桥面时让夷为平地。


沙街尾之一支笔两支筷子,寡不敌众

 

上面两节述写一些沙街尾外围街道的回忆,事实上沙街尾拆迁是西门江河道治理工程的一个序幕,而沙街尾街区仅是西门江城区河道的约五分之一段。至于西门江对廉州人在心灵上的承载意义,在这里我不多说了,这项工程的初衷是治理河涌,不是借治水名义扒旧房建新房吧。人们口中的沙街尾是学宫街以南,车沟底街以西,西门江南端以东的街区,这里面是有若干条大小街道,如有瑶上、玑屯街,而主街正是从下新街头至旧县政府门口一端的康乐街。拆迁之后的康乐社区,半边街道是荡然无存,现在只能是凭着依稀的记忆,在纸上笔端勾勒起当年它的人情风貌。

 

康乐街道靠近还珠桥头的第一幢房屋,建造得很有特色,细心点会发现它是建在江面之上,而地基的支撑是几条打入水中的,长满爬山虎蒺类的混凝土柱桩。这座楼房似乎是某局的公产房屋,见过有人在上面行政办公,而下面是一家台球场所,总之有时挂出“婚姻介绍所”招牌,有时是一家网吧,而我在楼上面还参加过表哥的喜宴。它的街对面房屋曾设过一间邮政窗口服务台,不过印象深刻的正是果菜公司的第二门市部原址,经年累月的有几个老太太在卖些糖果和学生纸笔文具,这里有我喜欢的一种纸包装的薄荷片糖筒;随着供销社和烟糖公司体系的败落式微,这家店算是没了,而铺面出租给别人做电脑器材商店。

康乐旅社曾是当街最高的楼房之一,踏入沙街尾便见到楼体北侧“康乐旅社”四个红色的浑圆大字。旅社的大厅,以前常是高朋满座,它有一台精心地放置在高脚木柜的黑白电视,当时电视台的播有《红楼梦》、《乌龙山剿匪记》、《济公活佛》和《凤凰琴》之类连续剧。有一段时间流行收集火柴盒火花、糖果包装纸之类的新奇特玩意,在旅社门口发现过一小张写着“避X栓”字样的包装纸,本着“有字不识翻字典”绝对正确的学习态度,我打开了厚厚的一本1982年商务书店出版《新华字典》,勉强揣测出文字中间的“X”是个什么意思。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幕,有如在电影《天使艾美丽》里,女人发现完全充满了童真的藏品的主人是委琐的XX玩具店老板,是有点儿心跳跳的愕然和峰回路转般的搞笑。

 

旅社隔壁是几间涮成白色的公产屋,房间里挂满大蒜,堆着生姜和洋葱之类的,显然是一户菜蔬小贩之家。常见到的主人是一个子不高的短发妇人,而身后自动自觉地跟有四、五个留“马桶盖”发型的小屁孩,场景滑稽有点类似部队条例条令“二人成排,三人成列”,在她们身上完全应证廉州街的两句童谣“马桶盖炒鹅菜,收收拾拾一碗菜”,“矮瓜婆带 nia 鹅”(注:矮瓜指茄子; nia 是廉州话音,类似白话中“细”,意指普通话里的“小”)。人生如白驹过隙,天增岁月人增寿,时至今日“马桶盖”们正是“山鸡变凤凰”的大好年华,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慢慢的成了一张风中的老树皮,一块发了霉的橙子皮。

 

接下来的房屋有中药铺和小饭馆之类的,其中的一家饭馆是初中同学裴世霞家的产业。我想在男人眼里,女人最漂亮的阶段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幸运的是我恰恰在这样的一个年华,见证沙街尾各式男女黯然绽放的标致。尚未洗涤去上完五年小学的稚气,又带有以后要在合浦二中这个二流学校读书的丝丝羞怯,这就是我和她在学校初识时的尴尬情形,她坐我右边桌子双方以梨窝浅笑点到为止。她家那饭馆走的不是忐忑不安的小生线路,抛出的招牌不是生猛河鲜就是“龙虎凤”和“XX鞭”之类的,时不时地有实物呈现给各位街坊朋友,挂出一两只烹得遍体焦黄的猫狗。裴同学分班到了一班,之后鲜有接触,她有一个小七八岁左右的妹妹。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裴同学家斜对面有一大片青砖围成的院落,显然是以前大户人家的宅院,而现在是东一块西一块的住满租户和本家。类似四合院砖木结构的建筑,在沙街尾尚有多处,和西门江另一侧卖南货的骑楼群相比,这才是廉州传统的古民居旧貌。我曾经穿过那个院落,出口之处是观音巷少时玩伴“烂B强”家附近。院落之南在街道的拐角处有一个南门,高墙厚壁之上种有一种类似仙人掌的植物,当年从门中时常出入过一位短发姑娘,年龄同我相仿,算是一小段龙过鸡年风雨同路的缘分嘛,不过人家是还珠桥头急左转,奔廉州知名学堂而去――正所谓风水先生讹得十年八年,此女只是累我自卑三年而已。南门对下原是一个靠街边的仓库,出租给人做了装修工房,不料酿出火烛之灾,是真的烧死了人。

 

火灾之屋的对面是一排公屋平房,记忆中是一个医生的家,屋里“毫不畏惧、专门吓人”地摆上一具人体骨骼架模型,墙壁贴有几幅彩色的经脉穴位图片。此家有两个儿子,年纪比我大四五岁左右,为人性格都不好交往。隔壁住有一对老人夫妇,老头子身体不好,常见老妪在强烈的阳光之下,摆上一只盛着几个鸡蛋黄、几条甘草的托盘。公房临街有一条直通屋后西门江,伸手不见五指的过道,里面住了几户人家,其中就有一名叫“滑滑”玩伴和他的弟弟。大凡到了各类的颁奖典礼,大牌明星心烦的莫过于“撞衬”,曾经同一条街的两位小朋友“英雄略同”地,拥有同一款式的紫色短裤。“滑滑”的父母是推三轮车,沿街吆喝卖白抽(注:廉州话,意指酱油)的,母亲的眼睛出奇地瞄成一条缝,而且眨个不断,可能是眼睛近视但又烦戴眼镜吧。

 

接下说说大水沟北侧的一户人家,房屋宅院狭长,似是几个兄弟的住宅之地,里面有两个孩子,一是较年长的男生,一是很少出来玩的叫“霞”的女生。里屋种有一刀(注:廉州话,意指棵)番桃树(注:不知学名科属,不过在白话中称其果实为“番石榴”),在果实飘香时节,不知有多少沙街尾的少年英雄为其而折腰,或攀缘或棍捅或绳缠极尽之能事。这户人家在祖上之时可能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除了用青砖围成的矮墙,有后院码头边上的几条石碑,上面的刻字想不起来,或许只有金石专家才能从中探出个究竟。在大水沟边发生的事,约摸有两三件:

 

在街口边的那个电灯柱下的垃圾堆,拾到一本是关于一名叫凯丽,随风而来御风而去的保姆的故事,还有一本刊登有缩写版《玫瑰的名字》的十六开故事阅读本。这两本书让我兴奋不已,因为当时的课外阅读物是少之又少的;
水沟南北的孩子曾有过群殴事件,其实是一次擦枪不走火的事儿,大家拿着根打狗棍式小竹竿敲得“叭叭”响,就是没有往对方的身体上使唤的意思,而我担当的角色是一名工匠:用单车轮子的辐条造弓箭。那一次是我们居委会的孩子们败北,双方约定下一次比武时间,结果最后双方鬼影没有一个;
在观音巷住的表嫂娘家大姐,幽灵般一袭白衣沿着江边疾呼宝贝儿子香槟,大白天的让人有一种见鬼了的错觉,还好我文学水平高有内涵,姑且把这一幕视为三国时期曹植所写《洛神》的现代穿越之灵异版本。写在这里想起沙街尾的另一位表妹阿琴,想想在家里多好啊,说不定我对素来不以为然的两位表亲们说“不如我和阿琴。。。。。”;
在江边的竹林里,我好不容易地从同学赖宏昌手里,骗到一本述说明清人物历史的白话版小说,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而表弟在纠缠要再讲一遍我信口胡编的“nia 老鼠”系列故事,气逼(注:廉州话,意指不耐烦)之余在一刀竹子上刻下“龙先觉流芳百世,王卫良遗臭万年”的字样。现在一片竹林已经没有,在南流入廉州湾滔滔怒海的西门江水之畔,有心人士只能吟诵“斜阳草树,寻常巷陌,我道龙郎曾住”。

 

大水沟以南至原二街居民委员会大院门口,尚有几户寻常人家。其中住石米楼房的家境不错,有一对宝贝女儿,不但漂亮而且嚣张,而这家的老人脾气不错,曾经是我九姑的东家,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勤劳地沿街卖些酸椒荞头。有趣的是老人以分期付款形式,给了我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最后成为我上高中和在家里上班时期的座驾。对面屋的另一位老人没有这么好的身板,经常见到她坐在门槛边上,偶尔有个小篮子放上几个番桃在出售,据说她后来是得了肝脏方面的疾病而去世了。这里还有一间加工厂工友的住屋,大儿子是个流氓,小儿子叫“阿康”,女儿叫“阿香”,似乎也是一个有些不幸的家庭。房子对过来是合浦一中高中校友范海燕的家,她是前夫所生家里有一个小小的妹妹,由于留一级便和我成了同一届同学,而在那个还有“公费和分配”嚣张的时代,高考时考入杭州丝绸学院,而令我惭愧的是人家在大学期间已带了男朋友回家,而我象下一个街口冰厂的大烟通一样做永久的坚持。再过来是母亲的牌友曾德英一家,住着一小叔子,有儿子“阿正”和女儿“阿梅”;隔壁一间房屋的最初住户搬走之后,用一张日字台摆上公共电话和饮料果品,便成一个叫“哩乔妹”(注:廉州话音,意指说话时在方言之间颠三倒四)女孩的摊档。康乐街道东一侧的房屋,没有受到拆迁工程的波及,所以他们的生活没有变化。

 

看过一部中居正广出演的日剧《结婚万岁》,讲述一条失去昔日风采、死气沉沉的街道,在三个年轻人的包装之下,以“结缘”为主题重焕新机的故事。然而在沙街尾,我最最熟识和有亲切之感的居委会大院已是赤地一片。在早年间烟花爆竹坊遍布廉州街巷,市民人家是领回一些手工活儿维系生活,我家也不例外的,然而慢慢地连这种活儿也少了,人们便玩起一角二角钱的纸牌,在一餐菜钱之间的娱乐拉近了街坊邻居,一些经年没来往的邻居说上了话。

 

居委会办公楼是一座二层的民国特色房子,在构造上象一个大号的炮楼,如果要打仗了,站在二楼走廊之上,不但可以向楼外的人射击,还可以观察到一楼下四个方位角落的情况。虽然这座有N年历史的建筑已被拆,不过在它原址的南方约500米处,保留有一座同构造的自北面南的楼房,那边原是一个长满了荒草的院子。居委会办公楼的右边是一些公房,外租做过电焊维修厂,也做过胶瓶加工厂,而最后面一大间房屋正是当年我参加健美儿童活动的地点;居委会办公楼的左边是一家姓潘的人家,丈夫的面部皮肤象一块扁柑皮有点不平整,老婆是西场镇人氏,有趣的是住在后院的理发老裴曾慢悠悠地吐出口烟,概叹道“当年漂亮的阿凤,嫁给一个丑样的老公”。老潘有二个子女,大儿子曾经风光过几年,而二女是著衣打扮夸张心眼儿缺一根筋。有趣的是二女在纸箱厂做工,随手拿了公司的产品,正当她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时,不料她的厂领导尾随进屋,接下来的场面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了。老潘的二弟已结婚,有一个小我三四岁的孩子。

 

居委会办公楼的后面还有一个院落,院中间有一棵叶如柳叶刀,长了N多年的榆树,树干之宽大一人张开双手也抱不圆。榆树之东曾是一排的沥青纸搭成的棚屋,里面住有一对五保户,女主人叫“五姑”,脾气不太好,喜欢以“nia 时偷针,大时偷金”的大条道理训斥“沙屎”(注:廉州话,意指顽皮)的孩子们。似乎这对一家子,是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以致于老来膝下无子女承欢,具体证据是死人邓敦美说过“五公怒言‘别人娶老婆是上床,而我娶老婆是让老婆骂。。。。。’”。记忆中有一个侄女陪同他们生活过一段时间,五公先于五姑早几年过身,此后五姑搬进院子里沿江平房,她的心肠也变仁慈了,不再开口便责骂小孩。而终其一生,让人震撼的不仅仅是她晚年自杀事件的本身,当人们看到遗留下来的尚是充裕的米柴,慢慢的才明白在她身后已无外人愿意入住,一厢空房算是留给陪她渡过人生岁月的老街坊。

 

榆树之南是理发老裴一家,早些年家里有一个叫“五妈”的老人,不过她与上门女婿老裴的关系不好,所以女儿的日子过得有点难堪。有一次她摔破了头,到我家哭诉女儿用非脱脂的棉花给她涂药,结果拆包裹时棉花和血丝粘在一些,一撕便是扒层皮的痛。老人的“血泪”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多少是影响我对这一家人的看法。老裴只有一个儿子,是开车跑运输的,后来娶一个在邮电局上班的漂亮女人,生一个叫“东东”的儿子。后来老裴也迷上打牌,晚上致力于繁荣院子的纸牌娱乐事业。而老裴老婆的爱好,有点儿玄乎,曾带领我母亲一起练习香功气功。钦廉灵防体系瓦解之后,居然因香功的传播,四邑之人难得的聚在廉州人民电影院里,神奇地目睹田大师的女婿发功、发功、再发功。裴家的东侧矮屋出租给一对半路夫妻,男的是个泥水匠,绰号“nia 勾”。

 

榆树之北是连着厨房的三间新平房,租给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叫“阿青”,二女叫“nia 二”。夫妻做是的缝纫布棚生意,后来在老人村购置房子,和我家隔二条巷子。

 

榆树之西有一排公产平房,靠北边的几个房间来来往往的人家很多,不过一直住下来的有一户,丈夫外号叫“阿乖”,妻子叫“nia 金”,有一个叫“阿芳”女儿。我和姐姐曾经在他们家看过《侠女十三妹》连续剧,阿芳到过广州打工,最后回家嫁了人。而在整个院子里,承载最多美好记忆的是在靠近一株桃子树,水井边的那一间公产屋。在我家没买电视机之前,当年广东珠江台和岭南台所转播的TVB剧集,几乎是在这间屋子里每集必睇,有伍卫国《浮生六劫》、万梓良《流氓与大亨》、83版《射雕英雄传》、刘陈版《神雕侠侣》、翁明荃《京华春梦》、周润发《火凤凰》、《鳄鱼泪》、《义不容情》和《誓不低头》等等。这个房间陆续的住过好几拔人,有一对卖水果的年轻夫妻,育下一个叫“凤”女儿;有一个似乎带点洁癖习惯和有恋女情节的中年男子,育有一个叫“张张”女儿;有一个苏姓女子,长相极凶恶,让人顿生“无论女人是年老或丑陋,都有人要,而男人没有这种好运”之感,她在一托儿所上班,并育有一子;而在这些住户中,常住下来的有一个李姓女子,据说她与街口曾德英家的小叔子是一对。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上学前班的一位女教师,也就是住在水洞口的父亲同事之女,常是一身七十年代军便服的穿著之外,整条廉州街是只有李女“不爱红妆爱武装”。写这些并非是取笑于人,而是怀有一份恻隐,放眼廉州街和李女、曾德英家的小叔子之类,没有读什么书也没有稳定职业的不乏其人。如果用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评述,是很不妥当不公平的,或许可以用梁漱溟之父的一纸“非殉大清实殉一生所学”来意会。

 

说一下老屋附近的人家,隔过公共厕所的北边住有杨家,这户人家只有排行老二的儿子,尚能为院子的人所接受之外,其他的不过是色外贱内的角色,只能使出些背后的阴招,总之一句“批判的武器比不上武器的批判”,有事儿你比他们更狠就OK了。老屋之东住有两户人家,一是棉纺厂工人炳叔之家,两个儿子前仆后继的进了监狱,只有一个女儿可以给他一点念想,听说在文革时期的阿炳算是个极其活跃的人物;一是“十二妈”之家,儿子是廉州中学的体育老师,而儿子的儿子上过大学也有了工作。后院载有几棵葡萄树,她偶尔摘下一两串来诱惑无知的黄齿小儿,但是小恩小惠的行径难以掩盖一大把年纪,使用“借尸还魂”一招搬出廉州街旧大地主“nia 鬼”之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公然翻出“变天帐”的“地保婆”的罪恶面目。老屋之南的有几户人家,一是户主在北河酒厂上班的,且有点耳背的一家。之前他们和我家有点交往,后来是在建房子时闹成不愉快,原因是他们把阳台的宽度肆意加大,超出公共巷子的一半之多,结果在劝告无果的情况下,父母祭出手段让他们建不了阳台,成了一座只开个小窗的“火柴盒”,而这些只能怪这户人家小儿子为人贪心和不知进退。有趣的是这位小儿子身板如瘦骨仙,但是到了晚上过那种生活时,室内却惊人地发出一浪浪的响彻半边街的迷离春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大儿子会娶在烧烤集会上,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为妻,不料他是娶了一个皮肤有点黑、快人快语的女人;一户是邓敦烈和黄建英之家,营生手段是出租酒席桌椅兼搭火厨师,三个儿子亦各有所归,或厨师或开车或混在炮竹厂,当年已有一孙子“邓道豆”一孙女“邓道清”;一户是蔡怀芝和邓敦美,老蔡老来享过续弦的齐人之福。大儿子早早结婚并在菜市街摆上一摊“清補凉”,两个大女儿与军队有缘,三儿子蔡昭雄绰号“狒狒”(注:廉州话音,意指拉肚子时,两边屁股缝一泄为快时所发出的怪音),小女儿到广州打工之后嫁入镇郊农村;一户是当街的宁家,宁叔在合浦二中做食堂帮工,育有二女,大女在中心小学任教,遇人不淑嫁给一瘾君子,而二女是个在厕所里啃书本的了无情趣之人;那边有一个出租屋,先是一户在体育场摆台球营生的家庭,育有三四个野性十足,同我登对合衬的女儿们,且冠以“二赛”、“三赛”、“四赛”小名,接着来的是一个孤苦倒霉的老右派,据说在当年他讲了一句不和谐的话,于是千里垦边,到了九十年代初才放回来。

 

写到这里基本上是把康乐街道北段略略地说完,而从炮竹宿舍的小巷子至旧县政府路口的南段,就让以后的有心人士补充完善吧。留在南段的记忆断点,有住在街边出租房的莫全科和同学林柳燕,住在临街的同学曾敏,住在瑶上、玑屯街里的同学禤东丽、父亲同事的女儿同学杜凤丽和父母在船厂工作的同学满华英,住县府院落的同学郑俊华,住在草鞋村的高个子长发女孩吴宗羽同学等等。最后认真的算了一下,似乎住在沙街尾青梅竹马的女同学有N位之多,是我有“久在河边走,也有不湿鞋” 隐隐之风,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獐头鼠目”,不得不“道貌岸然”地跃然于纸上。


人面桃花之电光影里斩春风

 

东晋碧眼驸马桓温领军北伐,途经江北故居,望着少时种下的篱笆已长成几围,叹息一句“木犹如是,人以何堪”。在合浦师范校内的东坡遗迹处,除却一块有点搞笑的“鹅”字石碑,还有一段“金石寿乎?草木寿乎?人寿乎?”神经质式自问自答的文字,折射出一代文豪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理解。

 

一年到头的只是在春节回家玩上几日,闭目想象一下儿时的玩伴,读书时的同学,他们在忙些什么呢?事实上“滑滑”在老人村摆菜摊,口吐莲花为一元几角算计,而居委会门口边的细仔在工商所一旁的廉南路口,有一个卖香烟火机电池之类的小档,见面时亲切问上一两句,如“脸上怎么长了白斑?”,“有没有治疗的特效药?”。他们已不复当年的懵懂和佯狂,每当变幻时坚守自己的生活。

 

最后祝愿在二十多年的记忆里,所有经历过的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生活愉快家庭幸福,男生如廉州中学里的几刀木棉树正直挺拔,活得有个性,女生如记忆中工人文化宫里的一刀玉兰,不逊香于京沪城里的知性佳人。


龙先觉 (QQ:466721958)
二0一0年二月二十四日